美国学术出版社出版国家社科基金经济类书籍

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消息（记者：张博源）， 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立项项目《经济增长与结构演进：中国新时期以来的经验》（英文版）（ISBN:9781631816161）（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伟著，北京大学教授谢世清翻译）已由国外权威出版机构美国学术出版社（American Academic Press）（出版社网址: www.AcademicPress.us   投稿信箱：manu@AcademicPress.us 或者 AcademicPress@usa.com）于2019年8月正式出版发行。这是美国学术出版社继出版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国方言与文化》(ISBN:9781631818844)，《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ISBN:9781631819148) 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经典古诗词精选100首英译》(ISBN:9781631819315) 等作品后的有一部力作。该书出版后，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公开发行，谷歌，亚马逊等主流媒体均有销售。

《经济增长与结构演进：中国新时期以来的经验》（美国学术出版社英文版）

《经济增长与结构演进--中国新时期以来的经验》共分为七章，分别为（1）“经济增长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判断”，通过应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和世界银行的各国国民收入统计数据，在纵向上和横向上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成就和国际地位变化进行了分析和比较；（2）“新常态下的新变化、新失衡、新政策”，讨论了在中国经济增长新的起点上，如何实现可持续的增长；（3）“经济增长的失衡与宏观调控”，对如何通过宏观调控改善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失衡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4）“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化”，对我国改革开放后不同阶段产业结构变化的特点进行了研究，指出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遵循着与世界各国共同的规律；（5）“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效率”，对中国现阶段的产业结构高度进行测度及国际比较，描述产业结构演进对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分析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中突出的结构性矛盾；（6）“产业结构失衡与初次分配扭曲”，从产业部门的角度，研究了三大产业部门的成本结构即初次分配结构对于我国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所产生的影响；（7）“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结构优化与供给侧改革”，讨论了供给侧改革及供给管理与宏观调控及经济结构演变的相互关系，剖析了供给管理和供给侧改革所需的体制条件。

作者刘伟刘伟，先后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92年晋升为教授，1994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理论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5年）。曾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经济科学》主编，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美国学术出版社（American Academic Press）是美国一所独立的学术性出版社，出版社出版反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具有学术价值的专著、专题论文、修改后的硕博士论文、原创性资料、教材以及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还出版多种学术性的专业期刊。美国学术出版社（American Academic Press）致力于出版国际学术界顶级作品和研究。除了主要出版用英语撰写的著作之外，还出版用中文、西班牙语、法语、西班牙语等语言撰写的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美国学术出版社在美国犹他州、佛罗里达州、马萨诸塞州、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以及加拿大等地均有出版社工作点。美国学术出版社（American Academic Press）已经成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平台。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中国网的消息，国外权威出版机构美国学术出版社（American Academic Press）连续6年被国家社科基金列入国外出版机构指导目录。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和美国学术出版社（American Academic Press）2014年到目前共合作27项项目。

美国学术出版社中文编辑在探讨中文书稿

以下是《经济增长与结构演进：中国新时期以来的经验》（英文版）一书的部分内容：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GDP（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逼近10%，国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大大提高，即便是日本的“神武景气”和韩国的“汉江奇迹”都未有如此骄人的成绩。而拆分来看，这段历史大体有三个发展阶段，1978-1998年，这段时间的中国主要处于短缺经济状态，其表现在于需求旺盛，通货膨胀，为了抑制经济过热，政府主要采取了“收紧”的宏观经济策略，在1998年之后，中国也由低收入中国转变成为下中等收入国家。而1998-2008年这段时间，中国经济表现为需求疲软，存在通货膨胀压力压力，但整体经济依然向好，政府采取的政策主要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种松紧搭配。但由于2008年开始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为刺激经济，国家采取全年扩张的“双松”政策，既“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货币政策”，比如著名的“四万亿刺激”。这一系列的手段使得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期间仍然“一枝独秀”地高速发展，2010中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之列，2015年中国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而全球平均人均GDP为10000美元左右，欧美发到国家平均水平约4万美元，作为处在上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共有54个国家）的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

在世界经济历史，有不少国家都止步于“中等收入”之列，有的国家经济开始停滞不前，有的则是经历了长期衰退，这一现象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比如拉丁美洲（拉美漩涡）和东南亚诸国（东亚危机）等地区，尽管从表象来看各不相同，但主要根本原因都在于随着国家进入中等收入之列，社会总成本不断提高，但产业结构并未作出相应调整，制度落后，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应付国际资本入侵，以至于危机到来时束手无策。这些也都是步入中等收入的中国需要警惕和重视的。

201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面临了新的变化，主要是经济下行风险和通货膨胀压力的“双重风险并存”的局面（西方在七十年代出现的“滞胀”）。也就是在前两个阶段分别出现的问题此刻都出现了，无论是“松”还是“紧”的政策都可能单独结局问题，如果采用扩张的政策，尽管可能会防止经济下行，但有可能造成通货膨胀，若是采取收缩政策，也许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问题能够抑制，但经济下行风险则会增加。因此必须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样松紧搭配模式，而这种方法与1998年之后不同在于所面对的问题更加严峻，也许简单依靠两种政策协调难以维系，因为两种政策方向相反，很有可能作用相互抵消，就好比一个身子虚弱又上火的人，要给他喝绿豆汤降火，又要给他中药滋补，则绿豆汤有可能化解中药的药性。

更重要的是，以调节需求侧为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不能完全有效地改善”内因“，就如同”打鼹鼠“一样只是缓解矛盾，而并非解决问题。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一国经济状况在需求侧看来取决于“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

从消费看，表面现象是需求不足，但消费不足其实在于收入分配出现了问题，有钱的不愿意花钱消费，没钱的对未来没有自信而选择了储蓄降低了消费倾向，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在于解决国民收入分配问题，宏观层面来看，初次收入分配存在问题，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中分配，但企业和居民收入增加速度远少于税收增加速度（平均每年增幅18.8%），也就是说减税工作势在必行。从中观层面来看，城乡居民收入存在差距，城市居民收入平均三倍于乡村居民，而其背后逻辑在于产业间差距较大，农业在GDP贡献中占据9%，但从事第一产业人员占到30%，按要素分配角度来看，30%的农业人员分配9%的产业收入，自然相对收入要少于其他产业从事人员。从微观来看，由于历史、环境等客观原因，城市居民之间、农村居民之间收入也存在差异。

从投资看，投资疲软的大体问题在于有融资的渠道缺乏好的项目，即便如大型国有企业，融资快、融资易，但难以有好的项目为投资标的，简单重复低附加值的投资并不能创造有市场的产品，而是仅仅创造过剩的产品，其背后根本的原因在于结构性问题，企业当务之急应该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对于落后产能应当淘汰，将资源投入到真正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行业中。

从上可以看出，当下一些问题并非是需求管理所能解决的，根本原因仍然要从供给侧入手，譬如土地、人力、资源、技术等一系列生产要素，现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资源成本不断增加，国外也不像过去有许多更为先进的技术让国内来模仿，这些都对企业的转型和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供给侧改革，就是对这些环节“开刀”，以达到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目标，然而这些问题并非短期能完成，与类似“猛药”的需求管理政策不同，供给侧则是漫长的调节过程，这一过程中所包含的特点在于中国的经济增速由高速降低为中高速（经济增速的换挡期），前期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需要时间消化（前期危机处理的消化期），以及经济结构调整需要付出的代价（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三期叠加”的态势并非短期，所以称为“新常态”。

西方供给学派主张有“四减四促”，也就是减税、减管制、减垄断、减货币发行、促进私有化、促进竞争市场发展、促进企业家精神发挥和促进技术创新。中国目前的背景与供给学派几十年前所面对的情况早已不同，当下中国处在的环境更为复杂，在借鉴供给学派观点时，更多应是考虑制度改革，比如减少管制和垄断，减少税收和行政审批，着力于结构变化，加强要素的升级，比如技术进步、人才教育、信息化布局等，尊重市场规律，淘汰落后产能及僵尸企业等。

需澄清的一个误区在于供给侧改革并非否定需求管理的作用，二者作用范围、时间、效果都有所不同。供给侧改革也并非否认政府的作用，而是需要政府通过制度红利改善市场的有效性，但需注意的是，政府通过干预企业自己内部的创新、升级过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计划经济”，这与供给侧改革的初衷违背，而如果拿捏其中的尺度也是政府和企业在协调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课题。

在西方历史上，面对出现的“滞胀”问题，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总统都尝试过“供给改革”，其中也暴露出了些许问题，比如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问题导致产品价格上涨但服务质量下降，税收降低导致公共支出减少影响了居民的福利，国有企业裁员导致消费下降失业率上升，部分小微企业惨遭淘汰等…而当下的中国是个更为庞大的经济体，又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局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情况对政府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为巨大的考验。